世界卫生组织（WHO）及一些欧美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一直对普通民众是否应该配戴口罩抗疫持怀疑态度，不建议除医护人员等高危人士以外的普通人戴口罩，认为还没有充足证据显示全民戴口罩对社区防疫有作用，而这和亚洲国家的应对措施形成强烈对比。对有关口罩本身的讨论，逐渐演变成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更大范围讨论，因此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对立起来，而关于口罩的辩论还聚焦在西方和亚洲之间的文化鸿沟上。但是西方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直到2020年3月，越来越多人感染，各国政府才呼吁人们戴口罩防护。加拿大女艺术家吉纳维夫·布莱斯则是利用数字技术为古典名画中的人物加上了口罩，名之“新冠病毒时代的艺术史”。家喻户晓的名画人物被戴上了口罩，便具有了另外的意义。蒙娜丽莎被戴上了口罩，遮掩了她那著名的微笑，看上去也平庸了。著名的肖像多是脸部特写，被遮蔽了脸的主角因此也丧失了灵韵。荷兰风俗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于1665 创作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黑暗为背景，衬托着画中少女侧身回眸的情貌。少女欲言又止、似笑还嗔地转头一看，唯蒙娜丽莎的微笑可与之媲美。而如今戴口罩的蓝头巾女孩，看上去似乎是隔离在家，又似乎是未穿防护制服的护士。这时候，女孩黑黑的眼珠里似乎失去了微笑的感觉，只露出一丝哀伤的神情。加上口罩后没有什么违和感的还包括另一位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这是米开朗琪罗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之一，也是唯一一件有他签名的作品，创作这件作品时米开朗琪罗才23岁。我曾在梵蒂冈的更衣室里参观过这座雕塑。而现在戴着口罩的圣母身上躺着仿佛因感染病毒死去的基督，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悲伤。口罩的材质、颜色和雕塑很接近，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在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画里的《创造亚当》一景里，上帝与亚当互相向对方伸出手臂，生命之火从上帝右手指传递给了亚当。这个情节也许是来自中世纪圣诗《轻叩心扉之门》。而现在，在这幅著名的画面中，只有赤身裸体的亚当戴着口罩，上帝和一众天使则没有戴。这表明上帝是免疫的，亚当作为人类似乎显得脆弱。上帝伸出的那一根手指，是要表达他肯于拯救人类的勇气，还是传达出一种片刻的犹豫？最终，上帝的手指和亚当的手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距离，虽然这距离远未达到安全的社交距离。就如同亚当戴上了口罩一样，象征性的人物戴上了口罩，就有了象征的语境和指向。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喜欢表现忧郁与焦虑，而“呐喊”系列则以强烈的“存在性焦虑”压倒了“儒雅的忧郁”。蒙克在189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呐喊》的灵感来源：“我跟两个朋友一起迎着落日散步—— 我感受到一阵忧郁—— 突然间，天空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靠着栏杆，累得要死——感觉火红的天空像鲜血一样挂在上面，刺向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 我的朋友继续前进—— 我则站在那里焦虑得发抖—— 我感觉到大自然那剧烈而又无尽的呐喊。”如今，《呐喊》中的人物也被戴上了口罩。从口罩中发出的呐喊依旧惊天动地，仿佛疫情非常恐怖，让人们害怕得不由自主大喊起来。人们在隔离的时候远离了自然，或许只能对着自家的窗口或者在阳台上歇斯底里地喊叫。《呐喊》中的人物的姿态与情景刚好吻合了非常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疫情时期，这特别具有象征性的《呐喊》便被赋予了相当具体的意义和联想。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里，从海中生起的维纳斯也被戴上了口罩。激动的春神在岸上迎接，她张开红色绣花斗篷，准备为裸体的爱与美的女神披上新装。可是这次疫情就是暴发在春天到来之前，隔离的人们只能在家里欣赏春天的花朵。画面左边的风神泽菲罗斯在朝着维纳斯吹风。维纳斯的两只手一手护在胸前，一手摁着长长的金发，将其护在下身，眼神迷茫呆滞，满脸都是忧郁惆怅的神情，这表情在现在有了更加具体的解释。看来，女神也是需要防疫的。所以自由女神也戴上了口罩。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罗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为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而作，当时的法国民众以暴力抗争的方式反对查理十世的统治。这张画最早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展上展出，而后被巴黎卢浮宫收藏至今，其曾经被印在法国1980年的邮票上，也曾经被印入1983年版的100法郎钞票。在布莱斯的作品中，自由女神是唯一的戴口罩者。她右手上扬，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自由女神正跨过这些尸体，向前迈去。这也会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冲锋看作对病毒的宣战。可是，当时的起义持续了三日，而此次疫情影响的时间之长则难以估量，因此，相形之下便显得有点悲壮了。据说，自由女神右侧头戴黑色卷边圆礼帽、身穿白色衬衫与扣紧的黑色夹克，双手握着一把长火枪的男子就是德拉克洛瓦本人。为将展现孤独与疏离的绘画人物戴上口罩，最容易还原一种现场性。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珀喜欢描绘空旷冷寂的城镇、街景、住宅、旅馆、加油站，置身其间却孑然独处的男女，笼罩在强烈的光影明暗之中，现代人生活的孤寂和疏离溢出画外，给人以不尽的“伤感”。这种描写现代生活景观的绘画，突然在疫情下具有了当下的意味。他的《夜游者》里的人物也被戴上口罩，寂寞而又间隔相坐的人，仿佛因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而显得有些寂寞。置入现实，这疏离就显得无比真实自然了。可是艺术家只是为一对情侣戴上了口罩，而没有给柜台里的服务员也戴上口罩。或许，那便是一个大胆无畏的服务者？就好像是疫情期间我在日内瓦当地超市里看到的收银员，也没有戴口罩。背坐在角落里低头看着什么的顾客，似乎也没有戴口罩。但是大家都沉默着，陷入一种极致的孤独中。大凡表现寂寞和沉静的绘画，里面的人物也适合被戴上口罩，如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的《画家母亲肖像》。惠斯勒特别钟情于黑灰的色调，浅灰色的墙面，结合灰绿色的地面，衬托出前景中的一袭黑衣的老妇。她的黑色袍子占据了大部分画面，最左边是大片的缀花黑色布幔。墙上的黑色高踢脚线与右边延伸到地面的浅黑色椅子腿相联系，而墙面的黑色画框又平衡了画面。最终，画中人也因此几乎成为美国母亲的象征。而现在，母亲侧坐着，戴着白色的口罩望着前方—— 也就是画面的左边，放在黑色长袍上的手里拿着白色的丝巾。画中的母亲此时给人患病的感觉，像被居家隔离了。黑灰色在这时候形成的寂静是绝对的，仿佛地上掉下一个病毒都可以听到。这幅画的象征在今天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局势前，突然有了更深的意味。具有保暖、面具、防护等属性的口罩，在疫情暴发后似乎与人类的面孔成为一体，成为未来识别21世纪人类的一种标记，也可以被视作一种面具和牢笼，阻隔着亲密与言说，这便给艺术提供了某种应许之地，或许口罩艺术化的应用也是一种应时短暂的言说。“我们都可以用微笑来代替最近的事件，所以我决定更新2020年的艺术史。”给名画人物戴上口罩的吉纳维夫·布莱斯这样说。吉纳维夫·布莱斯重新构思了著名的画作，看看它们在疫情期间重新呈现，能带给人们什么启示。对名画的利用，并不会影响名画的历史地位，而是借助它的影响传播新的理念，引发人们更多思考。通过这种挪用，制造新的阐释，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方式。本文内容摘选自《现代艺术的美与丑》，因篇幅较长有部分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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